从学生到同事:与孔繁敖老师的二十年缘分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王鸿飞 |
孔繁敖老师是我科学上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开始独立研究工作时的同事。
我与孔老师的缘分开始于1987年。那时我19岁,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化学系(现化学物理系)大学5年级的学生,在该系激光化学实验室做毕业论文。当时孔老师是室主任和我的指导老师,直接指导我的是实验室的高建谧老师。当时激光实验室正在雄心勃勃地自行建造若干台准分子激光器,我的任务与之相关,是尝试设计装置对准分子激光器中使用的惰性气体进行循环、净化和再利用。孔老师对我的指导是确定方向后,便给予足够的自由,不多过问细节。我从查文献、弄清原理到进行装置设计的整个过程,都从头学起,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虽然最后我设计的装置非常幼稚,而且根本无法派上用场,至今还偶尔会受到陈旸和刘世林师兄的嘲笑,但是我却从中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寻找文献和思路的锻炼,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开展有非常重要的帮助。这是我走上实验物理化学研究的启蒙。
因为希望得到不同的老师的指导,一年以后我选择跟马兴孝教授做硕士研究生。但是,孔老师仍然是我一直信赖的老师。二十年前,孔老师和马老师刚近五十,是文革后活跃和具有朝气的"中青年科学家"。他们都是刚从国外进修回来的"海龟",在国内绝对属于极具思想和研究活力的一类。他们所营造的研究和学习气氛,以及给学生带来的影响和震撼,可能远非今日一般的"海龟"能够相比。我于1991年出国留学,于1999年回国工作后发现,孔老师和马老师他们所代表的1980年代积极向上的有点乌托邦似的精神,在1990年代以后已难以寻觅,而他们也已过花甲之年。
孔老师于1990年调到化学所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他在我1990年秋申请出国留学时,仍然给了我不少的指点。我在出国以后,也还一直与他保持联系。1993年他访问纽约时,我们曾一起去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我记忆深刻的是,他在观看古希腊和古埃及部分时,不停地评论说:"这个我们老祖宗那里有","这个我们没有"。这充分表现出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自豪感。孔老师当时向我提起他父亲孔大章先生抗战期间在福建出版的著作《大地人文》已经散失,他多年寻遍世界,包括中国、美国、日本,甚至台湾各地的图书馆,也只能找到其上册,甚为遗憾。得知此事后,我便利用自己在科大锻炼出来的寻找文献和图书的功夫,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中文图书编目中找到蛛丝马迹,最后发现在美国Michigan大学的中文图书馆中存有《大地人文》一书的全套上下册,这恐怕也是世界上该书唯一幸存的完整收藏。我找到此书后即刻爱不释手通读一遍。孔老先生在《大地人文》中详细地记叙了他在二战前八年在美国和欧洲的留学和游学的见闻和评论。因为孔老先生在去美国之前做过县长,在美国明尼苏大大学学的又是地方政治学,他对外国世事的观察具有独特的视角,不仅具有世界的眼光,也紧贴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实。《大地人文》是我看到过的近代中国人对世界进行观察的最好的著作。孔老先生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写下的这些文字,他所表达的对当时世界的认识,以及中国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关怀,在我个人看来,其深度和历史价值远非同类的费孝通先生的《美国与美国人》和季羡林先生的《留德十年》所能比拟,当然更不用说当时非常流行的钱宁同学走马观花的《留学美国》了。孔老先生的大作,增加了不少我对孔老师家学渊源的景仰。孔老师在其同辈人中的那些独特之处,应该与孔老先生世界观的影响不无关系。
我在1996年博士毕业之后,希望回国在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孔老师对此积极支持,并且非常热心地帮助我在1996年9月回国探亲期间联系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化学系做学术交流。可惜当时国家知识创新的体系尚未开展,两校对于复杂的现代实验物理化学的支持可能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我的大学教师梦无法实现。孔老师的内心的理想职业也是在大学内从事教学和科研,他知道我内心的真正愿望,所以开始他也并未建议我回到他所在的化学研究所工作,虽然这里同样需要人才。1997年底或1998年初的某个时候,孔老师才向我提到,朱起鹤老师建议说既然当时大学里难有相当的研究条件,我不如考虑到化学所分子反应动力学实验室工作,因为该实验室既有相当的研究基础,也急需年轻的研究人员。这样,我才在1999年3月重点实验室评估之前回到化学所,成为分子反应动力学实验室最年轻的副研究员,并且很快入选了1999年的百人计划,弥补了实验室缺乏年轻学术带头人的遗憾。一般人以为我既然是孔老师在科大的学生,我到化学所工作必定是他的主意,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当然,在我答应考虑到化学所之后,孔老师是相当高兴和积极的,也给我提供了相当的支持,而且在很多方面帮助了我。孔老师向来比较尊重他人的选择,我在化学所工作以来也没有因为曾经是孔老师的学生就一定处处听从孔老师的意见。我一方面把孔老师作为令人尊重的长辈,另一方面也把他作为工作上的同事。我想这大概也是孔老师内心的期望,是孔门信奉的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
1997年我还在美国费城做博士后时,孔老师访问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并作飞秒荧光亏蚀光谱溶液超快动力学研究的报告。我的博士后导师戴海龙教授曾经是是气相SEP(Stimulate Emission Pumping)光谱的专家,他对孔老师将同一原理用于凝聚相的飞秒动力学的工作非常称赞,认为是中国国内少见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物理化学研究成果,也是国内最早的飞秒化学研究成果之一。2002年在美国西雅图的国际光学工程学会的年会上,戴教授还对伦敦帝国大学的Angus Bain教授建议在他的双光子飞秒荧光亏蚀光谱研究中要充分肯定和引用孔老师的这一开创性工作。与所谓的荧光上转换方法相比,荧光亏蚀方法因为是两束飞秒激光直接与分子体系相互作用,应该能够获取更多的动力学信息,并且能在某种程度上对动力学过程进行控制,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可以在这些方面推进。我在1999年回国之后,一直希望能协助孔老师进一步开展这一领域的工作,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甚感遗憾。我在今年三月访问斯坦福大学时,在化学系Steven Boxer教授组攻读博士学位的科大化学物理系毕业的史新华同学告诉我他正在用荧光上转换方法研究绿荧光和黄色荧光蛋白的光物理及超快动力学。我向他提到荧光亏蚀方法和它尚未被充分发掘的优点,以及可能的应用,史新华就告诉我最近《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利用荧光亏蚀方法研究荧光蛋白的文章,具有相当的新意,可惜该方法还不如荧光上转换方法那样得到同样广泛的应用。他说他会仔细地阅读孔老师的相关文章,或许将来会尝试用此方法进行一些实验。我衷心地希望孔老师开始的这一方法能开花结果。
我令孔老师不快的事情之一,可能是我在2000年回国一年多以后告诉他,虽然他和实验室的老师们对我的工作很支持,但是那些支持对于我做好研究工作还不够。当时我的研究工作无法顺利开展,基本的实验室建设尚未完成,以致于我在某种程度上怀疑回国的选择是否正确。这种心情也许是回国不久,对研究工作充满期望的年轻人最容易产生的。从我自己的心理上,这是我和孔老师的关系从学生到同事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期望孔老师能更多地给我帮助;自那以后,我也明白其实他已经尽力帮助我,将来的发展,要我自己作更多的挣扎。幸运的是,我的研究工作最后还是得到了相当好的发展,已经开始在国际和国内同行中得到了超出我原先所期望的承认和尊重。
很少有人能够与自己过去的老师成为真正的同事。在与孔老师一起工作的七年中,很多时候我对自己与孔老师之间的关系也感到迷惑。一方面他是我崇敬和尊重的老师,另一方面,因为在一起工作,他也是我需要合作和沟通的同事。总的说来,我和孔老师的师生关系是愉快的和使我受益无穷的,在同事关系中既有相互的配合和支持,也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争执。不管如何,在化学所工作的几年里,我除开逐步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外,在孔老师的强场激光化学研究的进行中,我和也是科大化学物理系的学生王永林一起,也尽了我们的一份力量。过去两三年来,我在工作上与孔老师的直接关系越来越少,学术上的交谈也越来越少,反而使我有了机会去反省和体会许多事情。
作为学生,我个人一直为孔老师的魅力所倾倒。但作为一起工作了七年的同事,我也能够从学生之外的角度,对孔老师有所了解,而不只是停留在学生的层次。孔老师的性格是年轻、好动、充满热情的。虽然年已七十,他的思想仍然非常活跃、情感仍然非常丰富。他有相当好的文化素养,又有浓厚的好奇心,喜欢谈天论地,常常会有奇想和"怪论",这些都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和科学家所具备的理想素质。不止于此,在很多人看来,他不仅适合于作一个有魅力的老师,而且还适合于做有远见的引领科学和学术潮流的人物。但是,我也明显地感到,孔老师的才能和创造性在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喜欢冒险和探索,喜欢和高手和天才过招,可惜他的周围并没有那么多的天才;他喜欢文化和历史,可惜他的周围并没有那么多的知音。他喜欢聪明和训练有素的学生,可是这样的学生在他身边却越来越难得;他喜欢引领科学和学术潮流,但在身边却并没有那么多高水平的追随者。
和许多他同时代的天才一样,孔老师如果能生在更好的时代该有多好。我不能想像,以孔老师和马老师他们已经表现出来的天分和才能,如果年轻三、四十岁,当是何等景象?如果没有文革中十数年的耽误,他们的学术和成就又将是何等地辉煌?他们与我这些年来所遇到的那些世界上的顶尖人物相比,又怎可能稍逊风骚?这些都是遗憾的事情,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许多受教于孔老师的科大同学,包括我自己的发展,正是受惠于孔老师们的精神和智慧所播下的种子,因此大家都心存感激。
从这种意义上说,孔老师正是我自己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让我知道,我辈是何等幸运,而对我们的后辈又具有什么样的责任。
二十年过去,孔老师已是从心所欲,而我也近不惑。搁笔于此,叹逝者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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