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繁敖相处的日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 马兴孝 |
从我到中国科技大学任教算起到孔繁敖调离科大去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工作为止,与繁敖相处三十年有余,不为不长。即便繁敖离开学校之后,我们之间的接触交往亦相当频繁。可以说,我们共同奋斗了一生。老天怜见,彼此均活过了古稀之年。
最初同繁敖相识是在篮球场上。繁敖原是北京大学篮球校队队员,也是科大教工篮球队的骨干。恰好,我也酷爱打篮球,因而不期然在球场相遇。算是冥冥中一种缘分吧。繁敖球技娴熟,体能也好。近一米八的身材,在当时球队中属于高个儿。我打球不论打着玩还是正式比赛,很在乎得分,以得分为目标,而繁敖却不同,对得分似乎并不特别在意。他追求打得漂亮,打得精彩,打得过瘾——做它个蒙骗对手的假动作虚晃,来它个让人出奇不意的妙传,投它个小角度大弧线擦板进筐,等等。有时即使在篮下得球,也得等对方跑过来拼抢时他才肯出手投篮。繁敖打球重的是情趣和观赏性。这一点和NBA的理念比较接近。当然,在那个年代,NBA还不是一个大家已知的概念。繁敖重情趣重观赏的气质不光表现在篮球场上,同时也常见于其它游戏,生活,乃至教学和研究工作之中。
在我印象中,繁敖是极富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的人。见到不合适的人和事,总是要议论一番,点评一番,直到要为此做点儿什么。用我的话来讲,是一个不享受政治局的待遇却喜欢操心政治局事务的人。这样一来,在那些政治挂帅,斗争为纲,实行全面专政的年代,难免成为主旋律的不和谐音。轻则被视为政治觉悟,路线觉悟不高,重则成为批判的靶子。幸好繁敖胆子不大,还从未发展成为重点批判和斗争的对象。记得在文革时期校内两派激烈斗争的高潮中,繁敖同另外的人(记不清了)贴出了一张呼吁两派罢战的“抹稀泥”大字报。结果是两头不讨好,遭了BOTH的痛斥。尽管过些时候“中央”发表了要各派大联合的伟大号召,表明繁敖们早就走在了前头,然而觉悟不高者依然是觉悟不高。
1987年科大被卷入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漩涡。党中央做出了对科大进行整顿的决定,并派员到合肥接管学校,端正政治方向。对此许多人想之不通。一些学生要去稻香楼新领导人住所表达看法,进行抗辩(按正统说法这叫“闹事”)年纪较长的教职工意识到此行的严重后果,纷纷劝阻,但无效。在此情况下,繁敖挺身而出,对学生们说:“今天的局面让我想起了1957年的北大。那时不少同学便是在这样的情景中一个个成了右派分子。…你们这是在以卵击石。…不要再闹了,回去吧!”(大意如此)一场风波就此平息。我想但是若非繁敖这一番话演讲,必定会多产生若干被开除学籍或受其它严重处分的学生。他做了一件积功积德的事。不过细究起来繁敖讲那些话是有风险的。他的讲话丝毫不涉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非常合理性和完全必要性,也未提及党中央整顿科大决定的英明性,更未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本质,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只是告诉学生们对抗专政,以卵击石的惨痛后果。看来,路线觉悟不高者,其觉悟很难上得去。
也是在八十年代,有人因某种原因贴我一张小字报,说我窃取了发表在物理学报上一篇文章的署名权,因而道德败坏云云。关于那篇东西,繁敖是知情人。于是站出来回应,予以澄清。说该文章原作者确系马某,与共同署名的那位作者(即”被害人”) 只是参与了抄写,绘图及文字润色,并不存在窃名之事。这一来繁敖却遭到了对方的猛烈攻击,惹了一身骚。对于繁敖的见义勇为,我至今犹存感激。
在学术上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繁敖思想十分活跃,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对科学和教育事业也充满热情。我与繁敖合作共事的确是一种机缘。他毕业于化学系我毕业于物理系,偏巧一道在化学物理系工作,在学科上可以取长补短。此其一。繁敖喜欢查阅文献,注意获取丰富的科学发展信息,相对而言,我则更爱多思多想,追根寻源,尽量把问题搞清楚,在气质上有互补之利。此其二。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诸多的共同爱好和观点。此其三。应该说,我们搭档,实为天造地设的最佳组合。在科大激光我与繁敖共同开办了化学实验室。共同撰写了《激光化学》书稿。共同完成了若干研究课题,共同培养了众多的研究生。就名义而言,一些是他指导的,另一些是我指导的。但就实质而言却是我们共同指导的。科大激光化学实验室的发展中,繁敖功不可没。出于他的建议,我们开展了红外多光子解离进行硫同位素分离的试验,成为国际上先驱之一。在他的建议下我们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广告,公开招聘访问学者。这在当时属于首创。好像教委还派人了解此事,着意推广——当然,教委的事,就像许多其它的事一样,后来不了了之。在他的积极斡旋之下,我们承办了全国第一届化学反应动力学会,并同时促成了李远哲博士受聘为科大名誉教授——那时在李远哲博士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前。总之,同繁敖在一起,你就不愁没有点子。我想,如果不是文革及其它政治运动的耽误和干扰,繁敖定会有更加辉煌的成就。
繁敖七旬,记此点滴以兹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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